汉族与彝族的文化交流 明朝在彝族聚居地区设置了卫所,如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在今云南宜良县设立宜良千户所。在设立卫所的同时,明政府通过军屯、民屯、商屯等形式向彝族地区派驻大量汉族移民,此外还有许多从内地自发迁来的汉族移民。彝汉杂居一处,彼此互相依存,正如当时凉山彝族中流行的成语所说:“彝人离不得汉人,汉人离不得彝人;彝人离不得盐巴,汉人离不得皮货。”[113]进入彝族地区的汉族人民,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,而且带去了先进的汉文化。在彝族地区掀起了学习汉文化的热潮,如云南武定府境内的彝族“延师教子习读经书,自是民多慕之,陋俗少革,而近府乡民,习汉字者亦多”[114]。彝族的文化水平也因之不断得到提高。云南武定府多彝族,“俗尚强悍难治,松皮覆屋,蓑毡蔽耳,交易用盐。自建学校之后,旧习渐迁。”[115]楚雄府定远县(今云南牟定县)之“撒摩都”(彝族)者,“衣服饮食,亦同汉、僰,更慕诗书,多遣子弟入学,今亦有中科第者”[116]。
随着彝族文化水平的提高,其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又日渐加深。嘉靖二十年(1541年),贵州水西安氏土官用彝、汉文字对照的办法,镌刻了一块《千岁衢碑记》。[117]而彝文史书上一些常见的人物传记,如仲牟由、慕齐齐等,在明人宋濂等编纂的《元史·地理志》中已有记载,说明当时一些彝文史书已引起汉族学者的注意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彝、汉文化的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