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，万方到东北插队两年，她所在的那个集体户有点书，但她已记不得具体是什么书了，非常破烂，那会儿无拘无束，一天到晚就是瞎混，年轻人对书的热情也变得淡薄了。大家都是讲故事，讲从书上看来的故事，互相交流，一夜一夜地不睡觉。
18岁，万方到沈阳军区当兵。很幸运，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的一个政委是曹禺的崇拜者，他认为曹禺的女儿肯定能写，就让万方当了创作员。“18岁的小女孩，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，能写什么呢？惟一的一个好处是军区有一个图书室，也是封着的，不许看。而我作为创作员就有点小特权，可以看里面的书。”一时间，万方成了红人，因为大家都想从她那里借到书。
说到这儿，万方还透露了一个小插曲：乐队有一个小女孩看过从万方这儿借的书，谈恋爱了，领导就找到她谈话，问她你怎么谈恋爱了，她说我从书上看的，领导问你从哪儿看的书呀，她说从万方那儿。这件事过后，图书室管得更严了。
由于“文革”的封闭，对文字的控制，人们的读书热情被扑灭了。人们看到的都是一些高大全的书，没有和文艺沾边的书，没有感情、爱情、故事。当时流传一本书叫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万方找不到，就找父亲，由于书房被封着，曹禺只得找朋友借，然后寄给在沈阳的万方，四大本，万方三天就读完了，她是拿着手电躲在被窝里看的，因为曹禺只借了四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