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族与彝族的文化交流　明朝在彝族聚居地区设置了卫所，如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在今云南宜良县设立宜良千户所。在设立卫所的同时，明政府通过军屯、民屯、商屯等形式向彝族地区派驻大量汉族移民，此外还有许多从内地自发迁来的汉族移民。彝汉杂居一处，彼此互相依存，正如当时凉山彝族中流行的成语所说：“彝人离不得汉人，汉人离不得彝人；彝人离不得盐巴，汉人离不得皮货。”[113]进入彝族地区的汉族人民，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，而且带去了先进的汉文化。在彝族地区掀起了学习汉文化的热潮，如云南武定府境内的彝族“延师教子习读经书，自是民多慕之，陋俗少革，而近府乡民，习汉字者亦多”[114]。彝族的文化水平也因之不断得到提高。云南武定府多彝族，“俗尚强悍难治，松皮覆屋，蓑毡蔽耳，交易用盐。自建学校之后，旧习渐迁。”[115]楚雄府定远县（今云南牟定县）之“撒摩都”（彝族）者，“衣服饮食，亦同汉、僰，更慕诗书，多遣子弟入学，今亦有中科第者”[116]。
随着彝族文化水平的提高，其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又日渐加深。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，贵州水西安氏土官用彝、汉文字对照的办法，镌刻了一块《千岁衢碑记》。[117]而彝文史书上一些常见的人物传记，如仲牟由、慕齐齐等，在明人宋濂等编纂的《元史·地理志》中已有记载，说明当时一些彝文史书已引起汉族学者的注意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彝、汉文化的交流。